还是先看看这个充满玄机的过程吧。梁林故居拆迁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源于大众媒体的一篇报道，7月11日《新京报》首先报道“梁思成 林徽因故居拆迁被叫停”，而此时距开发商发布拆迁通告已近两个月。尽管24号院连“普查级文物”都还不是，可对于开发商来说，一个不幸的消息是，梁思成、 林徽因故居的拆迁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梁林夫妇对于北京旧城的保护呐喊最终通过历史的反讽得到尊重，现在，这样的反讽又复制到北总布胡同24号上了。
开发商表示“听政府的”，可政府部门的说法并不统一。北京市规划委到现场叫停拆除，并表示之前不知道此处为梁思成故居，否则会做相应的调查和咨询；北京市文物局则表示，24号院并不在城四区挂牌保护院落名单中，其建筑价值尚需评估。
时间上的一个细节是，就在7月27日国家文物局负责人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表示，“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应该由 地方文物部门向同级政府申报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依法严格保护”后，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委专题研究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保护问题，已 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以保留。”
媒体上的议题几乎每隔两天就在改变，它不仅告诉人们想什么，同样也在告诉人们怎么想。从“有没有价值”到“北京名人故居现状” 再到“到底如何保留”再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故居的事，而关系整个旧城的命运”，利益诉求点似乎与每个北京市民越来越相关。其间，《新京报》与《北京晚报》 两家本地媒体就“保护梁思成故居是不是噱头”展开争论，这个插曲被《南都周刊》喻为“一场京城罕见的笔墨战”，“就某个公共议题进行如此短兵相接的争斗， 在京城媒体中着实罕见”。
“名人”后代则没有过多介入，梁思成女儿梁再冰、周氏家族后人都没有对故居的拆迁表示出过多关注。同样兴趣淡然的还有当地住 户，“给钱合适就搬，不合适就不搬”是频繁出现在他们中间的一句话。一位曾于2007年采访过东四八条拆迁事件的记者说，相对于私房主，大多数公房承租居 民对于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价值并不关注。
《纽约客》驻北京通讯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在东城区菊儿胡同附近居住过，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些年，有些反对拆迁的抗议和诉讼，但这些争议都倾向于局部化，人们抱怨政府减少 了他们的补偿费，他们也不喜欢搬到远郊区，但几乎没有一个普通北京人对这城市的沧桑巨变表达关注。”
在梁林故居和周氏家族故居保卫战中，舆论的高音区聚集的是王军、徐苹芳、孙郁等意见领袖，但还是有民间力量在生长着。6月，民 间组织“梓人学社”发起“逛逛西长安街快要拆掉的老房子”的活动；媒体报道八道湾11号面临拆迁危机后，网友秦桑在“豆瓣网”上传了5张实地拍摄11号院 现状的照片；“老北京网”论坛里有个文卫调查版，供网友提供各种拆迁或需要维修的线索；民间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向网友发放文化遗产保护地图，他们的 口号是：“这个夏天，为文化遗产流汗是北京新好青年的表现！”
“不要总是骂娘。”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创始人何戍中说，“我们不缺少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缺少的是公民的参与意识。现在文化保护99%的事都是政府在做，以后，公众参与应该在其中占到三分之一。”
两年前，在文化部举行的“文化遗产日”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对到场媒体这样说：“前天，我从北京站坐夜车回来，早晨从 东便门出来，看这个城墙很沧桑，虽然现在也做了一些修复，但如果北京的城墙能完整地保护下来，那将是一个什么味道的城市啊。而我们城墙是在几十年之前毁掉 的，是毁于我们的建设时期。现在很多地方仍然在毁掉类似于北京城墙这样的文化遗产，很多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的浪潮中消失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民居消失了， 很多非常好的习俗消失了。在这里，我也要实实在在地拜托在座的各位记者，利用我们手中的武器，集中对我们国家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行报道和宣传，使大家能够形 成一个共识，能够形成社会的氛围，使民众都有保护意识。”
就在周和平说这番话时，位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东四八条正掀起一场拆迁风波。媒体聚集到东四八条，居民用法律维护权利。最终，拆迁停止了。两年后，这样的成功得到复制，而更多的四合院和胡同在悄无声息中已经或还在消失。
“每一个市民都应该站起来喊一声。”王军说，“‘总体规划’(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不是骗人的，我们要把‘总体规划’变成真的。这的确困难，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做那个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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