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11号—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该不该拆引争议
“奥迪、帕萨特、马自达……这些人刚到这里时，都是骑自行车来的，两年不到，这十几号人全部换了新轿车。”戴着红袖章正为社区执勤的王兴说。他口中的“这 些人”，都是为“中信城”项目做拆迁服务的包工头。他们与住户谈判，各个击破，获得房屋产权，然后层层加码，卖给开发商。
位于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岌岌可危的康有为故居。
这些开上新车的人，正与王兴等居民展开激烈“交锋”，因为补偿费用鸿沟巨大。“康有为故居”门前的影壁上，一个“拆”字写了又涂。王兴就住在这个大杂院 里。“‘两会’期间，他们怕影响不好，把‘拆’字又给涂了。”居民指着周围的建筑，“你看所有的墙壁、房屋，都被写满了‘拆’字，甚至路面上都有。”这是 梁思成故居险遭拆除之后，又一处面临消失命运的名人故居。它的存废，将关系到各方利益：政府、开发商、原住居民、拆迁公司、“拆派”与“保派”专家。
曹雪芹故居。广渠门内大街207号，1999年拆除。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的旧城改造和拆迁，更多的是政治力量在发挥效用，那么，在1998年房地产政策改革之后，资本力量成为北京城市变迁的主因。北京内城在“金钱推土机”的步步紧逼下，正被压缩和加速消失。
赵紫宸故居。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2号，2000年10月被夷为平地。
争夺战
11年前赵景心老人的遭遇，似乎预示着一个开端。1998年2月底的一个傍晚，80岁赵景心和老伴散步回家时惊呆了，大门两旁一边一个大白 圈，里面写着大大的“拆”字，老伴的血压当即升到185。赵景心终于知道，不远处修建的平安大道，虽然赵家小院离大马路有140余米，根本无碍，但是开发 商看中了这块地皮，想借马路拓宽之机建设商业大楼。
林白水故居。宣武区棉花头条胡同，2002年拆除。
作为两航起义功臣的赵景心教授，不愿意向开发商屈服，他深知这所房子和屋内家具的重要价值。这座被称为家庭博物馆和玫瑰园的院落，建于明末清初，两进院， 有1000多平方米，格局整齐，建筑精致。院中几株玫瑰长成了大树，有一人多高，珍贵的凌霄树蜿蜒苍劲。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每一块窗格的小饰件都完好无 损。室内的陈设更是条幅书案古典高雅。
梅兰芳故居之一，原无量大人胡同5号，2003年拆除，现为一大厦所在地。
60年前，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赵景心父亲)，经梅兰芳家人的介绍，用100多匹布从一赵姓中医手里购得此屋，并携女儿赵萝蕤入住。赵萝蕤是研 究惠特曼和艾略特的专家，一生从事翻译和比较文学研究，生前是北大一级教授。当年，这父女俩就是带着他们宝贵的藏书和满堂的明代家具搬进美术馆后街22 号。
张恨水故居。砖塔胡同中部，2004年拆除。
赵景心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闻讯之后的舒乙来了，文物专家来了，记者来了。在一份向政府发出的保留呼吁书上，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梁从诫 等人都郑重地签上了名字。赵家小院声名远播，拆迁的脚步好像也慢了下来，拆迁公司的人不再上门，所有人都看到了希望。赵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清代果郡王府，2005年拆除。
但是，赵景心并不敢掉以轻心，白天夫妇俩紧张地守护在家；夜晚他们靠安眠药入睡，稍有声音就惊醒，起身查看。眼见得平安大街两边竖起了不伦不类的明清风格假古董，赵景心越发找不到屈服的理由。为什么一定要拆了真古董盖起假古董？
所有的呼吁和努力并没有挡住轰鸣而至的推土机。一天下午，小院的院墙被铁臂直接捣毁，赵景心要求恢复，拆迁公司理直气壮：给你砌墙？我还要拆 你的房呢！愤怒的赵教授把相关责任方告上法庭，却遇到巨大的荒唐事，东城区文物局领导出庭作证，指称赵家院落没有保护价值，支持拆迁。开发商随即打出公 告，要求住户“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几天之后，赵景心教授接到了东城区房地局最后的裁决：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11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2000年10月26日，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专家和公众一直关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终于化作了废墟和尘土。赵景心夫妇在强行拆除前，被用救护车送走 了。
利益链
赵景心的失败只是一个开始，几乎与此同时，又爆发了蔡元培故居拆迁事，之后，菊儿胡同、南池子胡同、砖塔胡同、锣鼓巷、东四八条胡同、草场胡 同等等文物古建，不是被拆毁，就是遭到局部破坏，还有一些胡同被商业重建，做成“假古董”。据故居研究者陈光中介绍，几乎每一次拆毁都伴随着一场拆与保的 争论，但往往“拆派”成为最后的赢家。
2009年7月，拆迁队的铁锤落到保护北京老城的标志性人物———梁思成的故居上。位于二环内、建国门地区的北总布胡同24号的此处，正是开发商眼里 的黄金宝地。可是，倒退70多年，这小院里进进出出的，可都不是寻常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共在此租住了6年多。从1930年到1937年，他们在这里生 了个儿子，并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林徽因布置的“太太的客厅”，则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张奚若、沈从文、 冰心等政治和文化名流，都是小院的常客。
“梁什么也得拆啊。”来自安徽的拆迁工人并不知道这个小院的标志性意义。“我参与了西厢房的拆除，我们四个人，拆了两天。”工人认为现在工程暂停并不是专家呼吁的原因，而是很多拆迁户都没有搬走。
梁林故居的拆迁补偿价已经涨到5.5万元/平方米，但是8成的居民还是表示不能接受，毕竟他们每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在日渐增长的 北京房价面前，不能买到满意的房屋。由于《城记》作者王军的奔走，对梁林故居的拆迁被紧急叫停。但未来的结果，并不被“保派”专家看好，真正属于故居的仅剩四间倒座房和一棵马樱花树。
对这个小院虎视眈眈的，是京城地产大鳄中信地产。这块东至弘通巷、西至北总布胡同的地块，将被一座23层、高70米的科研大楼占据。只是前所 未有的拆迁难度，让这个名为弘通大厦的项目停滞了6年之久。该项目早在2003年就被一家名为富恒房地产的公司，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拿到了土地开发权，当 年北京市规委审定了项目的规划方案，并完成了设计意见书。
但是居民的不合作，让富恒在巨额拆迁费面前停住脚步。一直看好这个项目的中信地产抓住机会，乘虚而入。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拿下富恒地产，直接获得这 块土地的开发权。但当拿到这块“肥肉”之后，中信地产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两年中，中信地产连续向该项目投入了1.2亿元，却只拆迁了整个地 块的1/5。
碰到阻碍的中信地产一年多后不得不引进新的资本力量———另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亿城集团跃跃欲试。弘通大厦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达15.23万平方米，又紧邻建国门交通枢纽。宝贵的区位优势和可观的土地面积，让亿城集团对这个项目产生极大兴趣。
但随后的故事发展却出乎亿城的意料。投入近亿元资金，一年的项目运作之后，亿城集团最终在2007年夏选择了退出。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解除原来收购建国门弘通大厦项目后，亿城股份总经理鄂俊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退出“主要还是拆迁难度大”。
试图采访又回到中信地产旗下的富恒公司，但遭到拒绝。他们承认拆迁已经暂停，但拒绝给出原因。不过，一条围绕故居拆建的利益链，却可以通过此事折射出 来：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上市公司或者大型房企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公司通过投标获得商业权益，建设公司承建，购(租)房者消费之。在利益链的 另一端，是文保专家的呼吁和奔走，力量孱弱，胜者寥寥。
恩怨录
围绕北京旧城的改造与开发，一直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拆派”与“保派”。“保派”的代表人物有郑孝燮、梁从诫、吴良镛、王军、华新民、罗哲 文等，而最著名的“拆派”专家是王世仁。虽然两派在人数上对比悬殊，但主张拆迁的意见往往占上风，因为背后有权力和商业力量的支持。
“‘拆派’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改善人民生活。”陈光中说，事实上，大杂院里的内城居民确实生活条件较差，“拆派”人物总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王世仁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说起“拆派”与“保派”的交锋，有几次著名的事件不得不提。美术馆后街22号是一个开端，在小院拆与保的僵持阶段，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来王世 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受委托参与了对赵家院子的文物鉴定。最终，王世仁在法庭上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各位“保派”专 家的保护理由。
2002年，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作为北京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南池子的命运牵动了“保派”专家的心，当时华新民为了唤起政府领导对文化故居的认知，还举办了一个图片展览。加上很多专家给中央写信，后来改造工程中途停滞。
王世仁再次出面，主张继续加大拆迁力度。最终南池子保护区大半区域被整改，大批质量较好、具有历史价值的院所，再一次灰飞烟灭。
2007年5月，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了东四八条胡同上。由于这里属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拆迁刚一启动，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随着信息来源的不断增 多，质疑的声音开始转移到王世仁本人身上。他的女儿和女婿被推上前台，王的女婿林楠作为合伙人创办的筑合建筑设计师事务所，从东四八条改造项目中 获取了部分设计业务，而在此之前，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接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业务，那也是王世仁作为规划评审专家力主拆迁改造的项目之 一。
“我们除了向公众呼吁和向文保部门反映，几乎没有更有效的保护方法。”陈光中说“保派”专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即缺乏权力部门的支持，也没有商业力量的赞助。而“拆派”人物，利益清晰，背后有资本力量的支持，很容易就占得上风。
所有的呼吁和努力并没有挡住轰鸣而至的推土机。一天下午，小院的院墙被铁臂直接捣毁，赵景心要求恢复，拆迁公司理直气壮：给你砌墙？我还要拆 你的房呢！愤怒的赵教授把相关责任方告上法庭，却遇到巨大的荒唐事，东城区文物局领导出庭作证，指称赵家院落没有保护价值，支持拆迁。开发商随即打出公 告，要求住户“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几天之后，赵景心教授接到了东城区房地局最后的裁决：5日内迁至朝阳区洼里乡大羊坊村西周转房三排11号，将原住房腾空，交申请人拆除。 2000年10月26日，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专家和公众一直关心的美术馆后街22号院，终于化作了废墟和尘土。赵景心夫妇在强行拆除前，被用救护车送走 了。
利益链
赵景心的失败只是一个开始，几乎与此同时，又爆发了蔡元培故居拆迁事，之后，菊儿胡同、南池子胡同、砖塔胡同、锣鼓巷、东四八条胡同、草场胡 同等等文物古建，不是被拆毁，就是遭到局部破坏，还有一些胡同被商业重建，做成“假古董”。据故居研究者陈光中介绍，几乎每一次拆毁都伴随着一场拆与保的 争论，但往往“拆派”成为最后的赢家。
2009年7月，拆迁队的铁锤落到保护北京老城的标志性人物———梁思成的故居上。位于二环内、建国门地区的北总布胡同24号的此处，正是开发商眼里 的黄金宝地。可是，倒退70多年，这小院里进进出出的，可都不是寻常人物。梁思成和林徽因一共在此租住了6年多。从1930年到1937年，他们在这里生 了个儿子，并从这里出发，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群落的大部分考察。林徽因布置的“太太的客厅”，则是当时北京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张奚若、沈从文、 冰心等政治和文化名流，都是小院的常客。
北总布胡同24号院原是一座两进小四合院，1931年至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此租住(当时的门牌是3号)，他们的小儿子梁从诫也在这里出生，包括当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卧室、各自的工作室，以及当时颇负盛名的“太太的客厅”。是20世纪30年代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曾聚集了一批中国知识界文化精英，如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文化领袖胡适、作家沈从文和萧乾等
梁林故居的拆迁补偿价已经涨到5.5万元/平方米，但是8成的居民还是表示不能接受，毕竟他们每家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在日渐增长的 北京房价面前，不能买到满意的房屋。由于《城记》作者王军的奔走，对梁林故居的拆迁被紧急叫停。但未来的结果，并不被“保派”专家看好，真正属于故居的仅剩四间倒座房和一棵马樱花树。
对这个小院虎视眈眈的，是京城地产大鳄中信地产。这块东至弘通巷、西至北总布胡同的地块，将被一座23层、高70米的科研大楼占据。只是前所 未有的拆迁难度，让这个名为弘通大厦的项目停滞了6年之久。该项目早在2003年就被一家名为富恒房地产的公司，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拿到了土地开发权，当 年北京市规委审定了项目的规划方案，并完成了设计意见书。
但是居民的不合作，让富恒在巨额拆迁费面前停住脚步。一直看好这个项目的中信地产抓住机会，乘虚而入。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拿下富恒地产，直接获得这 块土地的开发权。但当拿到这块“肥肉”之后，中信地产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两年中，中信地产连续向该项目投入了1.2亿元，却只拆迁了整个地 块的1/5。
碰到阻碍的中信地产一年多后不得不引进新的资本力量———另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亿城集团跃跃欲试。弘通大厦项目的规划建筑面积达15.23万平方米，又紧邻建国门交通枢纽。宝贵的区位优势和可观的土地面积，让亿城集团对这个项目产生极大兴趣。
但随后的故事发展却出乎亿城的意料。投入近亿元资金，一年的项目运作之后，亿城集团最终在2007年夏选择了退出。在上市公司正式公告解除原来收购建国门弘通大厦项目后，亿城股份总经理鄂俊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退出“主要还是拆迁难度大”。
试图采访又回到中信地产旗下的富恒公司，但遭到拒绝。他们承认拆迁已经暂停，但拒绝给出原因。不过，一条围绕故居拆建的利益链，却可以通过此事折射出 来：政府出让土地使用权，上市公司或者大型房企提供资金支持，项目公司通过投标获得商业权益，建设公司承建，购(租)房者消费之。在利益链的 另一端，是文保专家的呼吁和奔走，力量孱弱，胜者寥寥。
恩怨录
围绕北京旧城的改造与开发，一直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拆派”与“保派”。“保派”的代表人物有郑孝燮、梁从诫、吴良镛、王军、华新民、罗哲 文等，而最著名的“拆派”专家是王世仁。虽然两派在人数上对比悬殊，但主张拆迁的意见往往占上风，因为背后有权力和商业力量的支持。
“‘拆派’有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改善人民生活。”陈光中说，事实上，大杂院里的内城居民确实生活条件较差，“拆派”人物总喜欢在这一点上做文章。王世仁有一句比较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何以解忧，唯有拆迁。
说起“拆派”与“保派”的交锋，有几次著名的事件不得不提。美术馆后街22号是一个开端，在小院拆与保的僵持阶段，东城区文化委员会找来王世 仁。王时任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委员，受委托参与了对赵家院子的文物鉴定。最终，王世仁在法庭上出具了自己的鉴定报告，彻底推翻了之前各位“保派”专 家的保护理由。
2002年，南池子改建工程上马。作为北京市政府确立的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之一，南池子的命运牵动了“保派”专家的心，当时华新民为了唤起政府领导对文化故居的认知，还举办了一个图片展览。加上很多专家给中央写信，后来改造工程中途停滞。
王世仁再次出面，主张继续加大拆迁力度。最终南池子保护区大半区域被整改，大批质量较好、具有历史价值的院所，再一次灰飞烟灭。
2007年5月，大家把目光聚集到了东四八条胡同上。由于这里属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拆迁刚一启动，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随着信息来源的不断增 多，质疑的声音开始转移到王世仁本人身上。他的女儿和女婿被推上前台，王的女婿林楠作为合伙人创办的筑合建筑设计师事务所，从东四八条改造项目中 获取了部分设计业务，而在此之前，王世仁的女儿王葵承接了北京市东城区皇城遗址公园的部分设计业务，那也是王世仁作为规划评审专家力主拆迁改造的项目之 一。
“我们除了向公众呼吁和向文保部门反映，几乎没有更有效的保护方法。”陈光中说“保派”专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即缺乏权力部门的支持，也没有商业力量的赞助。而“拆派”人物，利益清晰，背后有资本力量的支持，很容易就占得上风。
位于八道湾11号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故居. 是鲁迅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买下的，直到一九二三年八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为止. 但是八道湾甚至比后来作为鲁迅博物馆的西三条胡同21号院还有名。鲁迅在八道湾胡同11号院只住过不到4年时间，却在这里写出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不朽著作。八道湾十一号院旧时曾是大宅门格局，宅内分正院、后院和西跨院三进。鲁迅与母亲、朱夫人住前院，周作人及其“苦雨斋”在后院。目前，该四合院中共居住着三十六户人家。据了解，八道湾十一号拆与不拆的争论，其实自一九九六年来就没有断过。
“保派”与“拆派”的故居争夺战，并非全无成果。他们从推土机下抢回了蔡元培故居，尽管它的背后是开发金宝街的中国女首富陈丽华。在梁林故居被暂时保留下 来之后，“保派”专家的目光都齐齐投向位于米市胡同的康有为故居和八道湾11号的鲁迅故居。据王军介绍，中信地产准备把康有为故居周边的房屋都拆掉，不能拆的文物保护单位，将用一座大楼包围起来，“故居被吞进肚子里去了”。
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于胡同75号的 蔡元培故居. 故居原门牌33号，为东、西各三进的院落，原大门在中间。现分为75、77号两个院落，蔡元培寓此时，将5间倒座作为客厅。二进院北房3间，前有走廊，左 右各带1间耳房，东西厢房各3间，南房4间，第三进北房5间，带走廊。此宅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蔡元培在北京居住的时间并不太长，主要是1977年至 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那段时间。那期间他曾多次出国，而且在北京住过的地方也有多处，而后来将他在东堂子胡同的住处定为其故居，有十分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它与“五四运动”有直接的联系。
在“中信城”的兜售广告中，开发商还把“故居文化”作为一个商业元素在叫卖，“我们还有一个南海会馆，它就是康有为故居”。那里是“各种各样文脉的聚集地”，可以“收藏首都，点睛北京”，“我们的项目延续了历史”。
